上下游陆续复工复产 煤炭供需处于恢复期

但是，由于许多地方立法行为过于仓促，没有时间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对于中央立法的原则和精神也没有充分消化吸收，往往是将行政管理过程中转发文件的做法带到地方立法实践中。

农村建设用地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第二、三产业发展需要建设用地，公益性事业、公共设施都需要占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应当回应乡村实际需求。

修路修桥、水利设施、饮水工程、蔬菜大棚等，在公共项目落地时，说服占用土地的相关农户同意，就非常重要。[28] （二）保障权益救济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当乡村振兴权益未能依法实现时，农民有渠道反馈并得到救济。（一）村级民主治理的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事务需要在村庄落地，其中多数需要通过村民自治的途径来解决，牵涉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26]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也曾出现这种趋势，国家需要乡村干部收取税费，而部分乡村干部却在此过程中搭车收费、贪污腐败、侵吞集体资产，勾结乡村混混，捞取非法利益和灰色利益，乡村干部不断增多，机构大幅度膨胀，税费增加而效益递减。乡村治理事务的达成，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层。

正因此，《规划》提出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乡村振兴的很多项目由上级政府投入，虽然项目与村庄利益密切相关，但事务流程疏离于村庄具体时空，与村民缺乏直接利益关联，因此难以受到村庄内部的监督，甚至村民难以获取事务的有关信息。二、法律常识的法治意义 法律常识对于法治的意义即其对于良法、善治的意义。

正如陈嘉映教授所指出的：理论挖掘常识里包含的道理，加以调整和组织，理论的主要工作不是把常识中隐含的道理加以明述，不是各种重要常识的集合，也不是各种洞见的集合，也不是对常识加以总结，他认为，理论的目标是对形形色色的事情提供统一解释，所以理论不是宽泛含糊的所谓常识的延伸，或所谓常识的精致化。尽管法律理论必须也必然以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为基础，并将其中所包含着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纳入其中，成为法律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法律理论毕竟是对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的超越，这也就表明法律理论与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在内容和形式上不仅有很大差别而且也存在很大的距离，因为理论家为了把道理组织成一个理论，他必然重视常识中的某些道理，忽视另外一些。熊红文检察官也研究思考了刑法如何回归常识的问题。比如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在征收征用、强制拆迁方面，一再违背基本的法律常识、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权力豪横輙预，超出普通人想象的各种坑蒙拐骗与暴力的手段花样翻新，根本不顾及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生活境况，酿成很多极其严重的重大事件甚至血案频发。

尽管法律常识在很多时候基本上是从人们的直觉和感性中得来的，但它们作为历史和现实中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经验共识，凝聚和体现的是历史和现实中众多普通人共同的实践智慧，是经过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们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检验过并被证明大体上正确的见识，所以能够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个体行为提供比较标准、可靠的行为方式指引，从而不仅增强人们从事某种个体行为的自信心而且也降低了个体行为的综合成本、提高了个体行为的效率。常识成为生活的能指，而生活是常识的所指。

杨建军教授认为，司法过程同样无法离开常识和常理去运作，或者说，司法裁判一般也必须尊重常识，不得明显违背常识和常理，变成与大众常识作对的司法产品，因为常理是法理存在的基础，法律无非人情这就决定了法官判案，即便是在阐释法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常识和常理，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道理和情理。所有这些事件一经曝光，往往引起社会公众巨大的汹涌舆论的质疑、声讨和谴责，事件所涉及的相关政府及其部门基本上都是要么死扛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要么千篇一律地否认并表示要严厉追究造谣者的责任（往往确实追究了），有些极其恶劣的事件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地否认，给出的理由就又要么摄像头坏了要么是辅警或者临时工干的，总之就是甩锅，就是直接宣称这些事件与自己无关。但这样的新的法律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可靠、是否能够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相关法律现象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和说明，就需要从理论（包括该新的法律理论与其他法律理论、其他相关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包括历史和现实中的实践）的角度进行多重视角、多元方式的检验，而在其中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乃是重要的检验标准之一。我国行政执法领域的法律实践和司法领域的法律实践一实际上同样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法律运行全部环节和方面中一切公权力机关及其官员一都必须在高度尊重、遵循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的基础上严格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进行，就我国行政执法和司法领域法律实践的现状来看，明确提出回归常识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纠偏的意义，也有利于尽可能实现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公平正义。

作为真理，法律常识自然地包含着对具体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法律生活的内在根据、基本逻辑和价值原则，所作出的某种认知和说明。因此，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从事执法活动进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把法律常识和其他与主流价值观不相冲突或者对主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放在重要位置，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一起综合考量，其所从事的才有可能是比较妥善而合法的执法活动与行政行为，反之，凡是违背基本的法律常识、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或者与其相矛盾的那些行政执法活动与行政行为，无论其程序合法与否，很有可能也就是违法的行政执法活动与违法的行政行为。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在行政执法领域的法律实践中，不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政府行政规章、行政决定等等）必须如立法机关创制法律那样高度尊重、遵循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以及与主流价值观不相冲突或者对直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不能与这些常识想悖，而且行政机关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决定，也不能违背这些常识，否则，不仅严重损害这些行政性规范文件、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决定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必将严重损害行政机关即政府的威信。

时常有某一断定受到成功的批判而被抛弃（例如地球扁平论）。而对于具体社会中的法治而言，只要公权力机关及行使公权力的工作人员尊重基本的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遵循这些常识所表达的那些浅显的道理规律和真理及其所内涵的基本逻辑（也就是生活的逻辑），那么现代法治的基础也就能够建立和得到维系。

立法应当遵循常识并要经得起常识的检验，连常识都不合乎的东西一般也不可能合乎法律。陈忠林教授将常识、常理、常情等同于良心，因而提出常识、常理、常情是现代法治的灵魂的主张。

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常识哲学的倡导者托马斯·里德（ThomasReid，1710-1796）指出：在现实中，常识不包含任何哲学成分，也不需要它的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认真而严肃地对待法律常识，真诚而谨慎地运用法律常识。而且，经过对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所内涵着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的思想检视、理论反思和逻辑再造所形成的具体法律理论（包括法律科学理论和法律哲学理论），在这些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的内容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完整性与统一性、系统性与规范性、逻辑性与一致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想的层次的深化与理论境界的跃升，也就是实现了对于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的突破和超越，之所以有且必须或者必然有对常识的这种突破和超越，是因为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常识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与其他类型的常识相比，法律常识为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往和相互活动提供的相互评价准则更加规范、更加权威、更加可靠，人们从中对他人行为以及自己与他人彼此之间的交互行为的判断和评价也更为客观、准确，人们从中获得的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预期不仅共同性成分更多而且相对而言也更加可靠。在这里，作为法律理论研究之结果的具体法律理论，尽管它们确实始终是以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为研究对象、研究基础和出发点的，但它们决不是对这些常识所内涵着的那些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进行数学意义上的加减运算所获得的这些常识内涵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的总和或者综合，而是对这些常识内涵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进行以系统化规范化统一性一致性和整体性为核心的思想加工和理论整合，所最终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新的思想表达形式。法律理论研究将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基础和出发点，就是要对这些分散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进行思想检视、理论反思和逻辑再造，将这些散布于法律常识、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中的道理规律和真理成分整合起来，形成某种以法律概念（范畴）体系为基础、由系统化的法律命题组合成的规范化的法律思想体系，也就是形成某种法律理论。

没有常识的社会不可能存在。对此，法学界一些学者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基本常识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立法活动都绝对不能无视、忽视、轻视法律常识—也就是一般的普通的生活常识、社会常识和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公理（道理）的常识，相反还必须认真对待、严肃思考、谨慎处置这些法律常识在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实际内容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立法（法律制度的创制）理应且必须善待法律常识。在常识中，凝聚了社会交往实践的意义规范，常识又必定在运行中不断地创造这些规范。

常识这样一种含糊不清且又不可靠的东西怎么能为我们提供出发点呢？我的回答是：我们并没有打算或试图（像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贝克莱、康德等人曾做过的那样）在各种常识基础上建立一个可靠的体系。杨建军教授认为：从渊源上说，常识是立法的源泉之一，立法者应从常识中吸取养分，记载和表述常识。

从一些道理中，通过种种延伸和变形，再得出另一些道理。生活的大众就是常识的边界。谢晖教授结合南京彭宇案件针对简单道义案件的司法审判指出：对简单道义案件的处理，就是法官经由事实推理，并依赖常识裁判的活动，他认为，司法的结果最终须归结为生活的常识。姚建宗，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力求尽可能地达到如下理想：全部科学和全部哲学都是文明的常识。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人们尊重常识，便拥有了良知。

陈嘉映教授也说:理论是道理的系统化，借助理论，我们为世界提供系统的解释，对世界获得系统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常识或者被矫正，或者被一种理论所取代，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某些人看来，该理论多少有点刺激如果这样一种理论需要许多的教育才能理解，那么它将永远不能为常识所同化。

但是，法律反映民意、常识和常理的问题，首先应当在立法领域来解决。总之，法律理论研究必须尊重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必须遵循法律常识（当然包括其他的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所内涵的基本逻辑，但在学术理论主张上提出常识主义或者常识化并将其向法律实践尤其是刑事司法领域的法律实践扩展则需要特别地慎之又慎。

第二，法律常识是法律理论的内在构成成分。实际上，从哲学思想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看，常识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最直接、最原始的思想材料，人最初的哲学研究和兴趣正是从考察朴素的常识信念（包括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出的信念）开始的。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就是对常识信念的辨析、追问、思考和理论化。如果从价值的负面来看常识，就会发现它是混杂的，不透明的，惰性的，它常常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

总之，尊重、遵循、不背离基本的法律常识、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既是依法行政的最基本要求又是依法行政的基本保障。更有甚者比如2018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全国开始新一轮扫黑除恶行动，很多地方（绝非某一个地方）居然要求幼儿园开展黑恶势力排查并按照规定要求填报排查结果（一般的排查结果都是经排查，本院多少多少名幼儿无涉黑涉恶情况）上报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和相应的公安机关，其荒诞荒唐程度引起全社会极大关注，连《中国纪检监察》都专门发表评论文章予以批评。

这就要求立法首先要尽可能地将法律常识以及其他与主流价值观没有明显冲突或者说对主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纳入到立法中，并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体现出来。按照通常的认识和理解，法律实践是包括了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在内的法律运行各个环节和方面的，同时守法和法律监督的主体也是包括了行使公权力的主体和以全体公民为核心的拥有私权利的主体的，尽管全民守法和全民参与法律监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而言意义重大，但从逻辑推论和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相对而言官员们的守法对于法治来说更为重要和关键，公民的守法确实只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且在法律监督方面我国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也是私权利主体的权利，因此，就法律实践而言，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监督机关的守法是整个法治的核心和关键，所以将法律常识对于法律实践的意义这个问题集中于考虑法律常识在司法领域和执法领域（法律监督既在司法领域又在执法领域还在党和国家机构里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的实践意义，也就是集中于探讨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在守法活动中如何对待法律常识的问题，是适当的。

而这恰恰是因为，从交往实践观看来，常识是交往共同体的共识精神，支撑共同体日常生活的主导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规范标准，是大众借以相互规约和评判交往行为的尺度，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含着一套建基于常识的规范秩序，大众往往据此做出自己最基本的判断，违背常识判断的主张会失去最基本的权威性和合理性由常识所建立起来的规范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这一点很可能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所显示的人类的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逻辑。英国哲学家艾耶尔说：哲学家没有权利轻视关于常识的信念。